王斑：演员要为角色代言******

　　【文艺人物志】

　　光明日报记者 郝泽华

　　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周萍，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，《我们的荆轲》中的荆轲……他跑过无数龙套，演绎过大量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2007年，他凭借《雷雨》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，2013年又凭借《我们的荆轲》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成绩的背后是他30多年的勤勉与付出。他说：“人们都喜欢‘神来之笔’，其实‘神来之笔’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。”

王斑 光明图片

　　天空湛蓝澄澈，气温悄然转冷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排练厅里，一桌二椅摆开，两名演员轻装上阵，话剧《香山之夜》正在排练。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正义的事业，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。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王斑正用湘潭话流利地讲着台词。身披灰色外套，手中一杯浓茶，指间一支香烟，省去专业的妆造，走出舞美的修饰，仅朗声谈笑间，王斑饰演的毛泽东便已有了几分伟人的神韵。

　　王斑正在排演的话剧《香山之夜》，聚焦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这一重大历史时刻，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内心活动为主线，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放在同一戏剧场景里，展开了一场充满艺术想象力的“超时空对话”。王斑收放自如的表演背后，是其作为一名演员对于表演事业的孜孜以求、躬耕不辍。

　　作为北京人艺第一次出演毛泽东舞台艺术形象的演员，王斑深感肩上的责任与使命：“我到人艺三十多年了，演了那么多角色，都是在为这样的人物做铺垫。”排练厅墙上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大字，与王斑遥遥相望。

　　1971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的王斑，16岁踏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门，成为中戏87级表演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中戏毕业后，王斑进入北京人艺，扎根于人艺剧场，如今已是第31年。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周萍，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，《我们的荆轲》中的荆轲……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，王斑跑过数不清的龙套，也演绎过不少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，收获了许多掌声与赞誉。2007年，王斑凭借《雷雨》中的表现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表演奖，2013年，他又凭借《我们的荆轲》获得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，这也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。种种成绩的背后，是王斑始终如一的勤勉与努力。

　　在《香山之夜》中，为了让自己饰演的毛泽东尽可能形神兼备，王斑下了不少苦功夫。“演毛泽东这样的人物需要做很多功课，要了解各大历史事件，以及人物在事件中的状态和心理，还要体会人物的精神境界。”在准备阶段，王斑把《毛泽东选集》摆在床头，每天清晨都念上几段。讲到这里，王斑笑了笑：“人们都喜欢‘神来之笔’，其实‘神来之笔’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。”为了讲好湘潭话，王斑专门托人用湘潭话将剧本中毛泽东的台词全部录了一遍，自己逐句跟着学。此外，他还几次前往香山双清别墅，徘徊在房屋、小径、草木间，将双清别墅白昼与夜晚的样子一一刻入脑海，不断揣摩毛泽东在此间的心绪与感受。

　　“我不是特型演员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我需要进行一些外形的改变，尽量靠近56岁的毛泽东。那时他正值盛年，身材比较魁梧。”为此，原本体型偏瘦的王斑开始有计划地增重。但他清楚，仅仅塑造好外形是远远不够的：“演员是一个传递者。演好毛泽东，难的不是外形上的接近，而是如何传递他的思想。”

　　“演员饰演角色，一定要为角色代言。角色的音容笑貌、行走坐卧，我都要反复揣摩，思考观众能否接受。”在《香山之夜》中，王斑有一段朗诵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的表演。每每王斑朗诵完毕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掌声。那段朗诵花费了王斑不少心血。最初，王斑打算以洪亮、优美的声音完成朗诵。但某一天，王斑意识到：“这不是香山之夜毛主席的朗诵状态。”面对记者的疑惑，他解释道：“《沁园春·雪》是毛主席写的词，我在舞台上朗诵时是第一人称，于是我使用了一些方言。”后来，王斑又琢磨，这段朗诵不该是一气呵成，而应该在不断思考中、在与现实呼应的过程中进行，后来他想明白了：“毛主席朗诵这首词时，心中装着的江山其实就是人民。”

　　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，王斑也和伙伴们走过一些弯路。“经典是需要不断打磨的。”他坦言，一开始，两位演员的动作设计都相对繁琐，一段戏里满是手势和动作。但慢慢地，王斑和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方旭认识到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”，化繁为简，只在关键的时候用一些典型动作，反倒产生了画龙点睛的效果。

　　当《香山之夜》在北京怀柔演出结束时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。那一刻，聚光灯下的王斑热泪盈眶。他深知掌声背后的复杂性——那一方面来自观众对毛主席的敬仰和爱戴，另一方面也是观众对演员表演的认可。

　　“其实我很想把这个戏一直演下去，演一辈子，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还要去接触其他角色。”王斑坦言，演员总是在各种角色中跳来跳去，这是很幸福的事，但有时也会给演员带来一些负担，因为角色会“附体”在演员身上，比如，饰演毛泽东那段时间，身边的朋友会感叹：“你的眼神好像毛主席啊！”王斑听后很开心，但又有些焦虑，担心自己一直带着毛主席的眼神，就没法演别的角色了。“演员的人生与各种角色交织在一起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一直是一个‘提起来’，然后再‘放下’的过程。”

　　日光西斜，戏已散场。王斑把灰色的外套认真穿好，顺次系上一粒粒扣子，缓步走出排练厅。无形的聚光灯、荣誉与喝彩之外，王斑再一次回归坦诚、真实、谦逊的自我。舞台的大幕一次次拉开又落下，帷幕开合之间，王斑不断体味着作为演员的“进入”与“回归”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21日 13版）

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******

　　从“学校体育”发芽，因“终身体育”发展——

　　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

　　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
　　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，长45米，宽22米，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，一边挂着横幅“中国足球从我做起”，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：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；更衣室等同杂物间，想钻进去，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，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；休闲娱乐区最“宽敞”，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；厨房“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”，还有一个洗澡间。平日训练，至少二三十人活动，若有比赛，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。

　　可要找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，带着生鲜干果、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，转角隐入绿茵场。一进门，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“老有所乐”，一排小字点明方位“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”。

　　“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，五六十岁的居多，80岁以上的还有6名，年龄最大的88岁，是一支爷爷足球队。”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“中坚力量”，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，他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，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，“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，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，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，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，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。”这个被命名为“一友”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，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而另外3位“老大哥”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、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、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，“4个发起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其他都‘走’了。”

　　学校的足球氛围，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，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、教练，球龄已有70年，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，“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，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。”他记得，学校有两个“最好、最标准”的足球场，篮球场也有10多个，“下午4点半下课，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。”

　　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，而是在当时，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，“成绩好、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。”李崇智表示，目前，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，“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，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。”

　　有了学校的基础，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，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，“来了不少中年人。”孙滇云记得，队伍成立不久，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，为了参赛、壮大队伍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，“警察、医生、自主择业的、京剧团唱戏的……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，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。”1986年，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，“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，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，一匹黑马冲出去。”

　　“老人们尤其坚信，只要有人上场，云南足球就不会倒。”孙滇云记忆里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，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，他们是校友、队友甚至是师生，发展到后来，加入了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“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，‘一友’也从‘一中校友’转变为‘一群好友’了。”

　　8年前，球队结束了“漂泊”的日子，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，但球场地势较高，一到下雨天，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，上场的人都一腿泥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，众人一商量，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，“多的凑一两万元，少的凑千百元。”用国家级裁判、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，“为了有个地方，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拴在一起”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，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，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，“孤独感”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　　无论场上场下，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，“训练后，大家分两桌做饭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。”他以牛肉举例，“一份做红烧，味道浓一点，给年轻人吃，一份做清汤，炖烂了，适合老队员。”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，通常忙不急吃饭，为了训练调的班，还得尽快补上。

　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“禁赛”，但训练时间一到，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，在这里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“信条”依然鲜活，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，在足球的语境里，“当年训练，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”的古早经历，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。

　　为了安全比赛，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，起到提示作用，但彼此熟悉后，“提示”就种在了心里，“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，只能封堵传球路线，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，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。”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，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，在父亲离世后，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，“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，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，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，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。”

　　为了“圆梦”，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。“比赛中，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，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。”他没料到，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，从此以后，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：“高球来了，用肩、用胸，一定不要拿头顶球，得忍住。”毕竟，伤病的滋味，他永远记得，“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，我才退队。”如今，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，他很珍惜，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，能过球瘾，还能适当锻炼身体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。”

　　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。”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，“七八十岁，还能每周聚在一起，换换衣服，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，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”心头一紧时，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，“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，是不是还能坚持？”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“少年”，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